“中医院还有么?县医院还有么?”一个月前还是广电局长的杨国兴满城跑着问,答案是北川县城医院几乎全部倒塌,110名医务工作者仅幸存82人,其中47名重伤,本身就成为抢救的对象。

　　在杨国兴的惊恐、焦虑中,国家医疗抢救应急体系远在2200公里外迅速启动。5月12日晚上10点30分,距离大地震发生8小时零2分,北京安贞医院胸外科主任区颂雷接到了卫生部打来的紧急电话。

　　10个小时后,区和五位同事来到位于北京西直门的卫生部。这里,全国首批卫生部组织的国家医疗抢险救援队(下简称“国家医疗队”)正式成立,由100名医护人员组成,赶赴北川是他们目的地之一。

　　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不仅考验着杨国兴和区颂雷,也考验着整个国家卫生应急救治体系和灾后防疫体系。医疗抢救和灾后防疫———前者抢救生命,后者使幸存下的生命更安全———成为满目疮痍的灾区首选也是首缺的命题。

　　“高压状态下,各种行政力量能够迅速进行全面协调。但防疫是长期任务,一旦时间长了,很可能这种协调断掉。”一位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专家对记者分析。

　　如何跳出“号召式救援”的非常态?如何实现应急医疗救治专业化、防疫机制长效化?这背后要求政府、企业和社会公民的多方资源有效整合、动员协调有序,这也应是本次灾后决策者所思和制度建设题中之义。“原以为去建一个野战医院”面对北川县城躺倒遍地的伤者呻吟声、废墟中传出的求救声,杨国兴心底不断自问:怎么办?怎么办?

　　当他看到县政府楼也倒塌时,第一个念头是“先自救!”杨和同事们迅速组织群众把重伤者集中在县政府门口空地处,又想起在县妇幼保健院的一层有药房,他们“砸开坍塌墙体,抢了些输液出来”。

　　在清点现场已有的伤员人数后,杨兴国几乎绝望了:能工作的35名卫生系统人员(包括行政人员)要面对近2000名重伤者,而大量的重伤者还在不断向空场集中。“简单处理伤口后,我们只能等待救援。”杨回忆说。

　　这种焦急的等待,通过媒体及各种渠道传达到全国各个角落,包括18个小时后集结出发的国家医疗队。

　　“到灾区之前也没有确切说明到底如何做,只知道前方条件很艰苦。”国家医疗队成员、北京协和医院主管护师陈萍表示。

　　按照卫生部的指示,每家医院出发前,都必须自行筹备好足够100人治疗份数的必需药品和器械,同时还要带医护人员的生活必需品、雨衣、雨靴、手电筒、铁锹、帐篷、10天的水和干粮。

　　“原以为是去建一个野战医院。”陈萍称,她的判断理由是,从50名北京医疗队的组成人员结构看,基本上能单独成立一个治愈外伤的医院,且有做手术的能力。“有的医院还自带了小型发电机。”国家医疗队成员、北京某医院主任医师说。

　　陈萍的判断还来自于,按照卫生部当时的意图,这支国家医疗队一定要奔赴抗震救灾最前线。当时初步设想是,医疗队分成北京、天津两组,分赴北川和青川。“挨个帐篷挑救治的伤者”

　　陈萍、区颂雷等50人的北京医疗队赶赴北川,却并非如计划般顺畅———这样大规模的应急医疗救治碰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令任何人包括指挥者也不知道变化中的下一步。

　　5月13日下午6点左右,医疗队抵达成都双流机场,之后的6个小时,他们都在等待从北京运送来的150吨器械、药品。到全部物资清点装车,已是5月14日凌晨3点半。

　　在赶赴北川路上,医疗队得知北川交通阻挡,暂时无法进入。随即转战到绵阳和北川之间的安县,准备在安县小学操场设置医疗救治点。可等来到该地时,他们发现安县医院、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在此先期设了救助站,并且空场上聚焦了很多灾民。

　　“场地很小,根本没法安营设点。”上述北京某医院主任医师称,同时,这里停水停电,伤重病人开始转往绵阳市,国家医疗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经过多方协商,医疗队又赶赴绵阳市。

　　回到绵阳市区后,在9家医院各自建制不打乱的前提下,医疗队被分成5队,分配到了绵阳中心医院、绵阳骨科医院、绵阳520医院、绵阳第八医院、绵阳中医院五家医院。

　　“我们要挨个去帐篷里挑自己救治的伤者。”陈萍表示,由于她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5名医师均属于“胸外科”,在被分到绵阳市中医院后,他们要在该医院500多名灾区伤者里挑出他们擅长治疗的患者。“各个医院和医生治疗习惯、流程不同,还需要有个沟通过程。”一位医疗队成员表示。其后,由于感觉医疗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北京医疗队又决定派驻医疗小分队去北川设医疗点,每2天派5、6个医务人员轮流去该点。

　　13日中午,最盼望医疗救治的北川人盼来了震后第一支正规医疗队———成都军区联勤部医疗队,其后各方医疗队陆续到达。“我们基本上是对伤员进行急救,简单包扎处理后转移到绵阳市治疗。”内蒙古医疗队一位姓陈的负责人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截至5月16日,到达绵阳的外援医疗救治队人数约1659名。其中,有353人驻扎在北川,包括海军总医院、第四军医大、内蒙古、上海交大仁济医院、河南、成都等医疗队。

　　“如果50人的国家医疗队能在最前方直接设立为野战医院性质,可能救治效果更佳。”另一位国家医疗队医师表示。“每天都打报告给卫生部”

　　相比陈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北京医疗队队长刘晓光还另有任务:每天总结医疗队救治和灾区现场急需医疗资源情况,直接汇报给卫生部。报告内容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灾区医疗救治中的各种情况。

　　14日,刘晓光上报卫生部的报告显示:目前急需的医疗人员是骨科、护士、肾内科、院内感染医生、防疫人员。医疗用品是,绷带、纱布、一次性手术包、担架、骨科器材、帐篷等。“我们还提出要重视防疫工作。”刘表示。

　　因为他观察到,由于地震造成很多“挤压综合症”,导致很多伤者肾功能出现问题,急需肾科医生。“在大量伤员涌入后,地方医疗机构对院内感染不敏感。”为此,他马上建议更专业的医疗外援尽快进入各个医院。

　　15日,刘晓光在报告又提出新内容:急缺血透析设备、灾民心理干预要纳入工作考虑范围。

　　17日,刘晓光上报内容中出现了“要调整医生配比,解决基层防病治病问题。应该把重点从医疗救治转到防疫上”。

　　“我们报告中提到的问题和建议,卫生部门基本上都能迅速反应,调配资源,快速解决。”刘表示。如随后卫生部派驻灾区的第二批、第三批医疗应急队不仅包括骨科医生,还包括其他临床医生、专业防疫人员。5月17日,卫生部组建了百人灾后心理干预医疗队深入灾区,这也是卫生部首次将心理干预纳入救灾医疗体系中来。“医疗先遣队及时汇报现场救治情况和需求,对卫生部门制定整体应急措施是一种有助的做法。”一位公共卫生政策研究人士肯定这一做法对国家医疗应急体系的完善意义。“整合资源,有效协调是防疫的关键”

　　在刘晓光每日向卫生部递交报告的时候,摆在北川卫生局———中国最基层的卫生行政部门———局长杨国兴眼前的挑战,不仅是如何抢救伤者,更是对“大灾后出现大疫可能性”的担忧。

　　当8200名伤员、其中4100名重伤员转往外地救治时,他就被严峻的防疫形势逼紧了眉头:大量建筑坍塌废墟、上万遇难者遗体、上千人的灾民安置点卫生隐患。如果处理不好,疫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

　　从20日开始,北川开始封城,目的之一就是要进行全面防疫,防范进出县城的移动物体成为传染源传播的渠道。25日,记者在现场看到,离开北川的车辆和人,都要经过两道封锁线也是“两道防疫门”的消毒,即在离县城2.3公里处的北川抗震指挥部,和离县城3公里左右的高速路口。

　　“到目前为止,北川防疫形势是可控的。”24日,在北川医疗卫生组的帐篷里,杨国兴告诉记者。他的直属亲属中有11人遇难,据说获救的母亲,他也

　　一直没有见到。灾后巨大的伤者抢救任务和严峻的防疫形势,使他不敢离开北川半步。卫生部公告也显示,截至5月28日12时,灾区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关键在于迅速整合了各种资源,理顺了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分析北川防疫“基本掌控”的原因时,一位在绵阳的公共卫生专家如是表示。比如,北川及时整合了外援防疫资源,实施分片包干责任制。“如何整合资源,有效协调是防疫的关键。”杨国兴也表示。

　　据记者了解,目前参与北川救灾防疫的专业防疫队伍有国家疾控中心、国家检验检疫总局、四川、江苏、河南、重庆等地的疾控中心人员,总人数约250人左右。他们进入北川后,一度出现各种防疫队配合失调的现象。

　　为了合理整合防疫资源,一个临时领导机构被设立起来。5月20日,北川成立了救灾防疫工作领导小组(下简称“领导小组”),由绵阳市卫生局副局长汪辉担任组长,杨国兴和河南疾控领队、江苏疾控领队任副组长,统一领导和指挥北川防疫,并制定了《北川救灾防疫工作方案》,各防疫队按方案统一实施防疫措施。

　　根据领导小组安排,各外援专业防疫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如擂鼓镇、曲山镇、陈家坝乡等灾区分别由江苏、河南、重庆、自贡疾控等包干负责,而自贡防化团负责北川县城主要街道的消、杀工作。

　　同时,志愿者也被有序纳入北川整体防疫分工中,主要负责各种救援人员的防疫宣传,驻扎地附近环境消毒,以及物资和药品搬运分发工作

　　但是,防疫依旧还有空白点。目前,北川还有14个乡镇包括禹里、小坝、片口等不通车,“这些乡镇徒步进去最近的需要1天,最远的需要5天。”杨国兴称,这种条件下,专业防疫队伍难以携带大量物资大规模进入。

　　据领导小组组长汪辉介绍,解决办法除了继续空投防疫人员外,还要求这些乡镇的卫生院医务人员承担起防疫任务,包括传染病监测和疫情上报。“我下了死命令,他们要对地方防疫负起责任来。”杨国兴表示,14个暂不通车乡镇有医务人员171人,这些人如果都抓起防疫工作,基本形势是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