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后防疫压力,北川县之上的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也纷纷采取了措施,临时调整组织架构、理顺管理体系便是其中之一。

　　记者拿到的签发时间为5月17日23:50的《绵阳市医疗救治分指挥部关于调整部分组职能的通知》显示,“医疗救治组‘统筹协调援绵医疗队资源’的职能,调至疾控防疫组执行。疾控防疫组统筹医疗、防疫两支队伍。”

　　“这种调整有利于整合各种卫生资源,统一把重点投入防疫领域。”绵阳市医疗救治指挥部疾病防疫组组长侯再金对记者分析。

　　新设的“疾控防疫组”主要职能是,组织实施全市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和卫生防病工作。作为统筹全局的协调管理机构,重点是保重灾区如北川、平武等地防疫。同时,调整方案里还给侯再金增添了副手,即增加了副组长如绵阳市卫生执法监督所副所长邬佩章等。“防疫工作量非常大,需要在人员上给出保证。”侯称。

　　除了整合卫生系统的资源,绵阳还充分调动了各方行政力量,这从上述调整方案里单设了“防疫工作巡察组”可以看出。该巡察组共分北川、安县、江油、平武四组,分别是绵阳市非卫生系统的行政机关人员去履行职责。如北川巡察组由绵阳市工商局18人组成,组长为市工商局副局长杨纯忠担任。

　　这种管理架构可以承担防疫中的消、杀、灭等具体工作和监督分工,但对于遇难者遗体处理,从现有体制上,显然不是防疫卫生部门能够单独完成。为此,绵阳市专门制定了相关明晰分工的文件。24日,记者拿到绵阳市一份关于尽快落实遇难者遗体处理的文件显示,“各有关职能部门在当地政府的统

　　一领导下,加强协调配合,落实责任制。”具体分工是卫生部门负责遗体消毒、民政部门负责火化和土葬、公安部门负责遗体确认、林业畜牧部门负责死亡家禽、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也随着救灾进程随时进行着组织、职能的响应调整。

　　记者获悉的一份5月15日四川省卫生厅发布的医疗保障运行方案显示,四川省“5.12”地震救灾指挥部医疗保障组里“疾病防控组”下设3个小组。但随着防疫成为灾后卫生重点后,该组内设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小组又增至7个,分别为；综合协调组、疫情防控组、饮水食品安全组、爱国卫生运动组、消杀灭组、专家技术组、综合材料组。“国家医疗应急体系应规范、专业”

　　四川灾区的救治、防疫工作在渐入正轨,但对一个国家医疗、防疫应急体系应该如何构建的思考和其后的落实,前路迢迢。

　　尽管在地震发生的当天深夜,卫生部就紧急召开会议,明确了救灾任务分两步进行———先救灾,再灾后防疫。但灾区具体复杂多变,到底如何分步骤,及时派驻和调配各种医疗资源,还需要一线及时反馈。

　　除了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资源、制定应急措施外,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北京医疗队队长刘晓光更看重如果在应急机制方面做出调整后,带来的救治效果改善的可能性。

　　“国家医疗应急体系应该细化规范,物资和医疗人员应该更专业化。”刘建议,医疗应急队要走更专业化的方向,而不仅仅是“临时号召型”的医疗救援。

　　据了解,国家医疗队携带到灾区的药品,都是9家医院各自药品物资组或手术室工作人员按本医院派驻人员特点配置的,“有些药是我们自己想象救治时可能需要的”。

　　由于是各家医院临时紧急配备,所以,各家药品和物资的规格、标准、包装等都不统一。“有些药品物资包装到成都机场就散了,收拾物资也浪费了些许时间。”刘晓光称。

　　他分析指出,近几年,我们已经经历了各种灾害后救治、防疫的考验,如)灾、洪水、地震等,这些经历带来的经验,应该为根据灾害特点、制定相应的专业性物资和医疗人员储备提供有效参考。

　　“最好是专业医疗队和国家药品物资储备一起走。”刘表示,不能是人等物或物等人。同时,“医疗救治应急装备应该专业化,平时要人员也要演练。”如应急用的医疗物资药品包装标准更适合长途运输,统一规格和标准剂量等。

　　此次赶赴灾区救治的医疗队成员,尽管在心理上已经充分准备好了“吃苦”,但灾区现场复杂和简陋的环境中,仅有思想准备是不够的。“我们搭帐篷都费了半天劲,平时谁都没搭过帐篷。”刘感叹之前没能专门进行过这方面的演练。

　　同时,他建议国家医药物资储备中的内容要进行调整。如目前国家医药物资储备比较单一,基本上是血浆、输液等,刘晓光等骨科医师们对骨伤病人做手术用的“固定内支架”就没有纳入国家储备计划中,会耽误及时治疗。

　　“这些是特殊品,平时医院也没有储备的,都是需要一个去厂家定做一个。”刘晓光解释。但他建议,这类医用器械可采用“采购储备”方式,即和企业签订采购意向合同,应急时可以紧急采购和调用。

　　如同救治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防疫更是灾区长期命题。灾区的防疫能力面临着长效机制能否落实的考验。

　　以北川为例,如遗体处理虽然分给了民政部门,但北川民政部门仅幸存下来7人(原来人数约30人),显然很难完成这么大规模遗体处理任务。北川卫生局局长杨国兴向记者表示,目前北川遗体处理除民政部门和军队防化部队外,还需要疾控人员来实施。

　　再如,北川疾病预防和卫生监督机构遭到致命性损坏,包括房屋、设备、人员,一些乡镇交通还未通。尽管采取了空投防疫人员和当地医疗人员转防疫等措施,但毕竟人力不够,再加上灾后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现有医疗和防疫人员已疲惫不堪。

　　据了解,四川原有覆盖灾区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466个监测点,目前只有12个还能继续工作。如何确保灾区的疫情准确及时上报,尚待解决。

　　再如上千、上万人的灾民安置点,需要厕所、垃圾、饮用水、食品等公共环境卫生消毒处理,包括控制流行性病在安置点人群密集区传播。这都是对防疫工作的挑战。

　　“前期是消杀灭措施,现在要跟上免疫措施。”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倪方对记者表示,未来灾区防疫的工作量还很大,为了有效切断传播途径,对易感人群应急接种要尽快实施,包括甲肝、乙脑、霍乱、狂犬病、麻腮等疫苗。这一切都需要配备足够的资金和人员来实施。

　　如果各种外援退出后,这么大量的防疫任务如何完成?如果外援防疫队伍长期“帮助”灾区,这些经费由谁来“埋单”?防疫背后的制度困惑和机制挑战开始浮出水面。

　　好在,各方已经注意到这些困惑和挑战,并开始在制度层面展开行动。5月25日上午,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卫生防疫组组长、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成都主持召开了前方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军地有关部门建立统

　　一指挥的卫生防疫体系,共同开展卫生防疫。5月27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孙家海表示,卫生部已经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继续高度重视医疗队和卫生防疫队的派遣工作,做好长期支援灾区的准备,并根据灾区实际需要,及时对医疗队和防疫队伍的结构进行调整。

　　本报记者还获悉,四川将采取“财政埋单”形式,解决人员不够的问题,如灾区有能力从事防疫的受灾居民,经过技术培训,将充实到防疫队伍中,每人财政补助约800元。